让乡里乡亲不再一场官司十年仇他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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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日报讯白露到，竹竿摇；金果子，满地跑。9月初，白露将至，临安区岛石镇的群众开始忙着铺设山核桃采收网。9月6日晌午，岛石镇平安建设办副主任舒永武的手机响了。“永武啊，你有空来山里一趟吗？这网怎么铺，得有个说法啊……”电话那头语气急促的是村民郑芳（化名）。“好，我马上和老陶一起来，你就在山上等。”挂上电话，舒永武立即从通话记录里找到了那个熟悉的名字——陶祖法。很快，两人在山脚碰面了。临近采摘季，村民早已将山路收拾干净，陶祖法和舒永武沿着蜿蜒小道上山，熟门熟路。头顶的阳光透过稀疏的枝丫照射到两人身上，很快，两人衬衫后背便印出了一大块汗渍。不过，这样的“山行”，54岁的陶祖法已经习惯了。“中国山核桃第一镇”里的“最小法庭”陶祖法是临安区人民法院昌北法庭庭长，因为多年合作处理基层纠纷，他和舒永武成了老搭档。昌北法庭所在的岛石镇地处临安区西北部的浙皖边界，盛产山核桃，被誉为“中国山核桃第一镇”，采摘销售山核桃是当地群众的主要收入来源，村民为了寸土而争得面红耳赤的情况时有发生。“每年这个时候，关于打山核桃的纠纷就多了，有些是历史遗留问题，有些是新冒出来的。这些矛盾有‘季节性’，但不能不处理，只有处理好了，山核桃才能有序开打。采摘结束后，冲突又全都搁置了，没有案件，也没有来访，这几乎成了这里的特色。”陶祖法说，“不过，我都能理解。”陶祖法和舒永武终于找到了郑芳，原来，她的山核桃树与邻居林强（化名）的树挨得很近，郑芳的是一棵树龄十多年的大树，而林强的是一棵刚结果的小树。按照当地约定俗成的规矩，大树的铺网面积一般是从树根处向外辐射6米，而林强当时铺设的收采网已经超出了小树树冠的范围许多，铺到了郑芳的树下。“按规矩，大树的铺网面积肯定要大于小树的呀。”郑芳说。“从实际情况看，你的网确实超出范围太多，从法律上讲，这侵犯了郑大姐的利益。”陶祖法对林强说，“但事情还有商量的余地，乡里乡亲的，大家和和睦睦才是好事，耽误收成就得不偿失了。”林强坐在自己的树下，想了一会儿，终于站了起来：“陶法官，你这么说我就懂了。天气热，你们上山一趟不容易，既然铺网的事有说法，我肯定遵守的，马上叫人来挪网。”就是这样的纠纷，山核桃开采前，陶祖法经常得连轴转地奔走处理。昌北法庭被称为杭州最小的山区法庭，它的“小”体现在两方面：一是配置小，整个法庭只有一名法官、一名书记员、一名调解员和一名驾驶员；二是辖区小，法庭虽因老昌北片区而得名，但实际只管辖一个镇，常住人口仅2.5万人左右。守着“最小法庭”，陶祖法习惯到田间地头去化解纠纷矛盾。“不少村民住得远，来一趟法庭不容易，那就怎么方便他们怎么来吧。”他说。正因如此，有村民送了陶祖法一个雅号——“身边的庭长”。“最小法庭”里的“外来和尚”昌北法庭虽小，却有着55年历史，曾经历两次撤销。年2月，经省高院批准，昌北法庭再次恢复建制。同年7月，陶祖法被任命为昌北法庭庭长。刚到法庭时，进岛石镇的道路尚在修建，常因施工封道，家住临安城区的陶祖法只能从宁国方向或从马啸乡浪广岭绕行，单趟起码三四个小时。为了节省时间，陶祖法索性长期住在法庭里。进山不便，办案也非一帆风顺，“人生地不熟”是横在陶祖法面前的第一道障碍。“昌北话与临安城区方言差异很大，刚到岛石镇时，很多话我听不懂，没法准确了解群众的真正诉求。”为了解决这一难题，陶祖法走出法庭，只要手头没有案子，就开着车一个山头接一个山头地跑，“这样能摸清当地的村情民情，顺便也学学岛石镇方言。”昌北法庭恢复建制前一年，为积极化解基层矛盾纠纷，当时的临安市人民法院在各镇街陆续启动“法官进综治中心”工作。每周四，法官都会进驻镇街的综治中心现场办案，“周四有约”工作模式逐渐制度化，群众中也开始流传“有事星期四到镇里找法官”的说法。基层纠纷大部分是由当地基层干部或镇综治办调解处理的，由于“本地身份”，调解人员偶尔也会遭遇“信任危机”，当事群众会担心他们因为私交而偏袒另一方。这种情况下，法官这个代表人民法庭的“外来和尚”反而“好念经”。昌北法庭恢复建制后处理过这样一起意外伤亡纠纷：一方当事人认为参与调解的干部与另一方当事人是同村，必会有所偏袒，因此对赔偿金额始终不予认可，调解陷入“拉锯战”。无奈，调解干部只好请陶祖法出马。陶祖法从法律角度向当事双方详细解释了此类案件赔偿金额的法定范围，又分头给当事人讲清了各自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当事双方情绪渐渐稳定，终于达成了一致意见。陶祖法一年大约要经手件案子，其中80%需要下乡。“基层法庭的法官不可能闭门审案，下乡是最常用的办案方式。在农村办案，如果对当地的风俗民情不了解，是没办法解决问题的。”陶祖法说，“还有些案子需要举证，事实存在，但山区群众举证不规范，只能去实地查看，了解实情。”“他做的事其实远远超出了庭长的职责范围。”搭档多年，舒永武对陶祖法十分熟悉，同时他也清楚，按正常程序，法院是不起诉则不受理的，而陶祖法大多时候是主动介入纠纷化解工作的。“老娘舅”心里最有分量的事陶祖法办理的案子，多数是涉及乡情或亲情的邻里纠纷、家庭纠纷，如何尽快平息事态，不让小事变大案，这是他最操心的事。前不久，昌北法庭收到了一份借贷纠纷起诉书。陶祖法初步审查后发现，原告提供的证据是年至年间由被告出具的借条，至今已超过10年。经过询问，陶祖法了解到，原告和被告竟是姐夫和小舅子的关系，且两人都已年逾花甲。“你们是一家人，能不能先心平气和地坐下聊聊？”征得双方同意后，陶祖法将该案引调至镇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诉前调解。调解过程中，陶祖法先协助调解员对借条的真实性、有效性、合法性进行了认定，理清了双方的经济账，又跟随调解员跑了几趟双方所在村，了解实际情况，从情理出发，算清了双方的亲情账。经三次现场调解，耗时两个多月，双方顺利达成了分期还款协议，握手言和。“都说‘一场官司十年仇’，乡里乡亲的，好些纠纷都是气在一时，能帮着劝导的，我们尽量不让双方对簿公堂。”陶祖法说。自年参加工作以来，陶祖法先后在玲珑法庭、临安法院民事审判庭、於潜法庭、昌北法庭任职，至今已有34年。“高考那年选了当时不吃香的法学专业，一开始觉得法律就是打击犯罪，做法官威严得很；读书后才明白，法律还关乎民事民生，法官也要解决那些家长里短的琐事，像个老娘舅。”陶祖法笑着说。在昌北法庭工作10年，陶祖法办理的案件服判息诉率将近%，调撤率超过60%，无一件改判或发回重审。“这都是我该做的，普普通通，没有什么特别的，不值一提。”他反复说，“看着纠纷得到解决，村民满意而归，就是我最大的满足，或许也是我坚守在基层法庭的意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