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核桃上天馈赠,取之有道

周铭宇是个地地道道的山民。祖辈靠山吃山，山上特有的一种核桃，倒是带来了不菲的收入。周铭宇只记得，打记事起，从太爷到阿爹阿娘，家里一年到头仿佛就是围着这数十米高的树转，每年寒露时节，就开始从家里来回往返于山上的奔波。直到那一年的大雨，铭宇的父亲不听劝阻，执意上山。“你们就在家里，雨大了我就会回来的”这是他留下的最后一句话。

大雨过后的搜寻，连周铭宇父亲的遗体都没有找到，他怎么也想不明白，明明山上有那么多的大树，一人合抱的树干，比族长家房子还要高的树冠，再说降雨虽大，可这么多年比这大的雨也不是没有过，怎么单单当日就发生山洪。“我早就说过，这核桃树不要种的漫山遍野，可你们偏偏不听”听说了此事的冷先生从省城赶回，一回村就直奔族长家，指着族长的鼻子骂。冷先生五十来岁，是山里头一个走出山的知识分子。用村里老人的话说，放在大清朝，这可不止是个秀才，见到县太爷都不用下跪的嘞。

对于这样一个人的指责，周炎明（族长）自是不敢做声，可打心里也在叫苦，现在虽不是大清朝，不用每年上供山核桃给宫里那位佛爷按脚，可每年要交给县里的赋税是一点没少，若是按比例上交七成山货倒还好，可现在的规定是缴纳银元，想到这里，周村长又在心里把发明这项规定的县里师爷祖上18辈问候了一遍。他不知道的是这法子也不是这位师爷发明的，最早可追溯到明朝一位叫做张居正的宰相，这法子还有个好听的名字——“一条鞭法”，可当真是一条好鞭法，打在百姓身上，是一条印子都不会留下。印子归印子，银子归银子，该缴的是一厘不能少，若是在祖辈，山上的果子收下来，除去上供的，还有些留在手里，自打宫里那位用这核桃按脚的事儿也不知道是哪位从宫里遣散的公公、宫女漏出风声，从京城到省城，达官贵人们家里的需求愈发的多了起来，市面上的核桃一上市就被收走，山里的山民哪里见过这些，只知道城里有大人要，回山后只一个劲儿的种树。要说这种核桃值钱，可也比不得种花，种的不是别的，就是那臭名昭著的罂粟。自二次鸦片战争后，朝廷完全丢失了主权，小日本侵略我中华开始，北洋政府那些人，只顾自己捞钱享受，鸦片彻底的在市面上流通，银元也随之水涨船高，若是不种树，只得种花，地道淳朴的山里人自是做不来这种事情。

时间进入了二十世纪90年代，耄耋之年的周铭宇早早的从享上了清福，从小失去父亲的他一人扛起了家，成家自是晚别人许多年，正值国庆，是最小的重孙子从县城高中放假回家的日子，也差不多是该上山打核桃的日子了，现在的山上，再也不似他小时候那样的漫山遍野，减免农业税之后的山民再也不用为了赋税而愁，山上除了核桃外的其他树种也自然的生长了起来，从小重孙子的口中，周铭宇学到了一个词语——“生态系统多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