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振兴有里有面乡风文明为村庄铸

自年农业农村部向社会公开推介全国村级“文明乡风建设”典型案例以来，来自北京的村庄从未缺席过名单。

乡村发展不仅要塑形，更要铸魂。多年以来，乡村的建设，不仅仅是要搞经济、产业这些能一眼看到的“面子”，也非常注重“里子”，而乡村文化作为乡村发展的灵魂，就是“里子”。乡村文化是很多北京乡村治理的第一步和一直以来的抓手，乡风文明也在至今的许多年里，为村庄发展提供着澎湃动力。

顺义石家营村的主街，刻着和谐石家营的歌谣。新京报记者田杰雄摄

思想文化阵地你不占领就有别人占领

日子到了仲夏，万物皆盛。下午四五点钟，日头就不那么灼人了，在通州于家务乡仇庄村，村民李景兰和杨万香总爱坐在宅院大门里闲聊。李景兰新理了发，那是仇庄村给60岁以上老人的每月免费福利，两人说起近几天村里为年长村民准备的伙食样式丰富，且每顿饭老人们只花一元钱。

李景兰和杨万香都是“仇庄媳妇儿”，嫁到村里大半辈子，没因为年纪越来越大而成为村庄的边缘人。仇庄村重孝道，专门设立了一个“老人节”——杨万香说每年腊月二十，村干部和书记总要带着慰问金到家家户户，给老人们拜年问候，“到今年是第二十四年，村子也早已经大变样了。”

石家营村婆媳澡堂的招牌已经褪了色，澡堂开放十余年一直为老少同行的村民提供免费服务。新京报记者田杰雄摄

年，王书信记得那是春分日，正赶上农村第二轮土地承包，村民们分田地，没人能主持大局，王书信是临危受命，当上了村里的党支部书记。他觉得村民的这份信任来自于自己早年间管理企业的经验，同时，也是看中了他的家庭关系，家里面几个兄弟姊妹和谐孝顺。王书信说，“冲这个，对我有很多期待，也给了我很多面子”。

刚刚上任的王书信对于怎么当好一名村支书并没有思路。彼时的仇庄百废待兴，如果说有什么名气，仇庄曾以穷和乱出名。

在王书信担任书记之前，假称“德”与“善”也是邪教接近、拉拢仇庄村民的“敲门砖”。“思想是一块阵地，你不占领，他就占领。你不种‘庄稼’，‘杂草’就会丛生。”王书信觉得只有当文化和信仰立起来，负能量和邪教才能被驱逐。在此后至今很多年里，真正的“孝道与德善”成为了仇庄的核心文化，也成为王书信发展村庄的主抓手和切入点。他寄希望以传统文化呼唤村民形成良好的风气，也盼望以此能占领村民心中的“高地”，引领村民不断振奋精气神、汇聚正能量。

王书信上任第一年，仇庄村就设立了“老人节”，每年为全村60岁以上的老人发放慰问金。年，仇庄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体化、家庭化，为户家庭提炼制作了家风、家训、家规，为的是让家家户户过日子都有章可循、有规可守。

在仇庄，各家各户村民都会将家风、家训、家规装裱在墙上。新京报记者田杰雄摄

文化建设，搞的就是一股精气神，为的就是村庄积极向上的活泛劲儿。家训家风的重申看起来有些古板，可老话讲，“有言之教谓之训，无言之教谓之风”，在王书信眼里，这些又都是社会文明的基础，也是乡风文明的底气。“风气”足了，就成了“风俗”，自能传承影响一代又一代的人。

家庭和睦就是乡风文明的支点

顺义区马坡镇石家营村距离仇庄村不到80公里，石家营村现任书记胡国卿几乎与王书信是同龄人。二十多年前，他们的人生轨迹是相似的，从企业到基层，对于村庄治理，以文化为抓手，是素不相识的二人作出的相同选择。

胡国卿记得，自己刚刚当上书记那几年，村集体年收入只有3万元，但上任后他做的第一件事不是抓经济，而是搞环境。“最开始想的是‘环境立村’，当时村里面确实脏乱差，我心里想的是，一个家庭、一个村庄连卫生都搞不好，也就别搞别的了。”

石家营村不大，全村只有不到户，总共不到人。沿着一条贯穿东西的光明大街，走个来回也不过20分钟的时间。现如今无论是村庄的门面主街，还是街巷胡同，都宽敞整洁，这是村里用了整整五年治理的结果。胡国卿懂得循序渐进的重要性，年上任后，他要求砖瓦砂石木逐年逐街退出村庄道路，5年后已经是1年初，石家营村的整洁和绿意已经从主干道逐步延伸至环路、大小胡同。

整洁的石家营村。新京报记者田杰雄摄

治理环境只是胡国卿迈出的第一步，是对乡风建设的铺垫。随后几年里，村庄以奖代罚，为杜绝不文明行为的老人发放精神文明奖励，也为能够约束子女、晚辈不文明行为的长者发放“操心费”。“同时，垃圾分类、节水节能、规范停车、健康戒烟都有奖励。”胡国卿说，能够做好这些，是要各家各户在家庭关系和睦的基础上完成的，而和睦的家庭关系，就是乡风文明、社会和谐的支点。

现如今，即便石家营村大部分农户都已经住上了超过平方米的二层小楼，可直到疫情前，村里十六年前开起的“婆媳澡堂”，还是很多村民每周必去的地方。这间在6年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开局之年建立的“阳光浴室”，一直在为陪伴老人而来的年轻人以及被陪伴的老年人，免费开放。

“儿媳陪着婆婆，儿子陪着老爹，孙子陪着爷爷。我们的初衷，是希望村里的家庭成员间，能通过洗澡洗出感情。”胡国卿觉得，这其实是把农村的人情亲情打造成一面镜子，“能不能带家人一起来，有没有陪伴老人一同去，都会被街坊邻居看在眼里。”这是一件需要在“背后下功夫”的事，这意味着村民们要自觉去解决各家的矛盾，让问题不出家门，也让家庭的和睦被别人看在眼里。

美丽乡村精神上也要有“绿水青山”

近几年，在提及健全乡村治理体系时，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有效发挥村规民约、家教家风作用，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

为什么要操心村民的家事，对于在基层工作的人来说，王书信和胡国卿的答案是一致的。因为家是最小的社会单元，小家的和谐稳定，不仅能有效降低乡村治理成本，村庄也会因为村民家庭的和谐而凝聚力量，好的家风就会成为乡风，影响一代又一代的人。

两位村书记都曾提到，乡村振兴不仅仅是要搞经济、产业这些能一眼看到的“面子”，也要注重“里子”。

什么是“里子”？对于胡国卿来说，村民的文化生活，对于家乡的归属感，就是“里子”。曾经有一段时间，胡国卿很担心因为居住条件的改善、物质生活的丰富，村民会更多“宅”在家里，如那些林立高楼中的城里人，长此以往，这会稀释农村地区区别于城市的特有的人情羁绊。“所以这些年里，我们还创作了村歌，成立老年合唱团、模特队、舞蹈队。”石家营的村歌曾两度唱进了人民大会堂，村里的老年模特队，也曾登上全国乡村春晚的舞台。除了这些成绩以外，胡国卿更在意这些文化生活对于村民的改变，“乡村文化能够将村民紧紧联结在一起。”

通州仇庄村主街上，村庄核心文化的宣传景观随处可见。新京报记者田杰雄摄

王书信更加直接地提到了村民内心的幸福感，“对于农村来说，幸福感未必是实现与城里人一样的生活条件、居住环境。”王书信眼里的新农村，一进村庄得是“主街绿，横街花，村民房前屋后还要种瓜点豆”，“得保留住农村的特色，也要搞好家乡的文化。”尊老爱幼、妻贤夫安，母慈子孝、兄友弟恭，耕读传家、勤俭持家，知书达礼、遵纪守法，家和万事兴等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这是融入中国人血脉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也是村民内心幸福感的来源。

通州区仇庄村和顺义区石家营村，在年和年先后入选全国村级“文明乡风建设”典型案例，在全国46个典型案例中，两个村庄代表着北京，占得两个席位。

与太多背靠绿水青山的美丽乡村不同，无论是仇庄村还是石家营村，既无青山可依，也无绿水相迎。“但要能把老百姓的思想意识，给它归置得干干净净儿的，保护好了，那大家也能收获自己心灵上的一片绿水青山，这同样也是金山银山。”王书信说。

初心不变红色文化在这里传承

北京乡村的文化，不仅内涵深厚、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而且广泛分布、各具特色、各有味道。西山永定河文化带，在北京三条文化带中就独具特色，她沉淀着北京的历史文化和红色血液，也一直践行着“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的初心使命。

年以前，在京西永定河冲积平原，丰台区卢沟桥乡大瓦窑村的命运只与都城砖瓦相连。年之后，北京第一个农村党支部在这个村庄成立，村庄的命运自此与时代的脉搏共同起伏。近年后，随着城市化发展，大瓦窑村再难见传统意义下农村风貌，但红色历史仍然给村庄带来沉甸甸的荣誉和责任。

丰台区大瓦窑村，北京市第一个农村党支部在这里诞生。新京报记者田杰雄摄

年10月，19岁的曹火星在房山霞云岭乡堂上村，留下了一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首歌在堂上村被唱响，传遍山河。歌曲以激昂的旋律完成了对中国革命音乐事业的巨大贡献，堂上村也因为红色文化和资源禀赋，肩负着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使命。

上世纪六十年代，曾轰动一时的电影《红色背篓》，以房山区周口店镇黄山店村党员王砚香为原型，讲述着供销社负责人常年背着背篓翻山越岭，走过几十里为村民运送物资的故事。进入21世纪后，黄山店村曾经靠山吃山，建起水泥生产线，成立矿业公司。而最近10年，黄山店村同样“靠山吃山”，却已然换了种“吃法”。村里投资0万元实施了坡峰岭景区建设工程，以“背篓精神”为动力，组织村民筑路修坡，修建0米长登山步道，同时抓住政策机遇，退耕还林，在石灰岩山头造林亩，让京西南的坡峰岭红叶，成为了北京人眼中的一抹惊艳秋色。

年3月，在《北京市关于做好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实施方案》中，乡村红色文化资源的挖掘，仍然是当下的重点工作之一，也将继续为推进乡村文化振兴、培育提升乡风文明提供有力支撑。

味道不改农耕文明在这里延续

农业文化遗产也是乡村文化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更是人类文明史上的宝贵财富，截至目前，农业农村部已认定了六批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在这份名单中，自年起，再不缺少来自北京的明珠。

京西稻曾经是仅供皇家使用的稻米，几百年后仍赫赫有名，这名气来自从前“贡米”的名号，也来自于京西稻香甜细嫩的口感。上世纪八十年代，京西稻的种植面积曾达顶峰，十余万亩的稻田水网密布。后期，随着海淀区农作物种植结构调整，京西稻的种植面积一度锐减。直到年，海淀区上庄镇西马坊村流转了土地，通过集中种植管理的方式，才终于为延续百年的“贡米”留下了最后一片稻田。年，京西稻作文化系统获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到了年，海淀区京西稻种植总面积亩、产量约0吨，已占全区秋粮产量近一半。

另一边，与京西稻同样被认定为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还有平谷“四座楼”麻核桃生产系统。在北京的文玩圈里，四座楼核桃是文玩核桃界的“元老”。现如今，在平谷的保护区内，树龄-年的原生四座楼麻核桃古树仍有十余棵，麻核桃生产系统的种植栽培史已超越千年。

年，北京平谷继续完善了四座楼麻核桃生产系统的保护和传承，包括对原生古树的普查救护、对百年以上麻核桃树的保护等。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