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星风采散文母亲给我无价宝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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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给我“无价宝”

作者：李建印将军

马上就到母亲生日，阴历二月二十二日，我记得清楚。要是她老人家健在，今年应该94岁了。但不幸的是，母亲已经离开我们26年了。虽然母亲已经离开如此之久，可她老人家的音容笑貌依然十分清晰，历历往事仿佛恍如昨日，让我记忆犹新。

哪怕是一件寻常物件，一句简短话语，于我而言，都是母亲无价的馈赠，如同无价之宝。

第一条个人洗脸毛巾

年9月，第二次进村大队工作已经大半年的我，突然接到去公社帮助工作的电话通知。一个世代务农家庭的后代，曾因家庭是上中农成分连县办高中都不被推荐，只能在公社临时所办的高中班完成学业小伙子，一个对未来有无限憧憬、一直渴望走出农村、奔向社会大舞台的年轻人来说，当时我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

忙完大队的事情后，天还没黑，我一路小跑回到了家，向母亲报告了这一喜讯。母亲也是喜出望外，先天性高度近视达多度的眼睛，仿佛一下子明亮了起来。没等爷爷和父亲干活回来，母亲就开始为我准备出发前的行李。

当时家里的日子过得特别紧巴。十多口人一天能不能吃饱两顿饭，都会经常难住年近八旬的爷爷，难倒从年初一干到年三十的父亲，难坏明理善良、倍受村里人尊重的母亲。高中毕业后，我和爷爷一起睡土炕，天寒时顶多铺个褥子，算是解决睡觉时御寒问题的最好办法；天热时就只能睡在芦苇席上，连褥子都铺不上，更别说床单了。从小一直都没有用过枕头，有时枕块砖头当枕头。现在要去公社工作了，要走出家门了，而且是和别人一起住，总得有点略微像样的行头。平时用的被子已经来不及拆洗，母亲只能给拍打拍打凑合着用。为了给我找块布做床单，母亲翻箱倒柜，好不容易找了块2米长、1米多宽的自家织的粗布。这样，既可以让外人看着顺眼，更重要的是可以遮住用旧棉花套子填充的、早已破旧不堪的那床褥子。因为当时农村人没有刷牙的卫生习惯，顶多用凉水漱漱口而已，牙具也只能到了公社后，去附近的供销社买，喝水杯子用一个不知家里啥时留下的带盖玻璃瓶代替。

天刚抹了黑，一家人就都回到了家。劳累了一天的爷爷、父亲和姐姐、嫂子、小妹，以及正上小学的三弟，得知我要到公社帮助工作的喜讯后，都特别为我高兴，一家人一同分享着这份喜悦。大人们喝着从竹皮壳暖瓶里倒出来的热水，小孩子们啃着从瓷盆里拿出来的凉馍馍。高兴之余，爷爷便开始嘱咐我交代到外边工作的注意事项：尊重领导、工作积极、要有眼色，等等。父亲一直没说话，沉思良久，他说：“我们没本事帮你找招工的出路，你倒靠自己奋斗找到了一条出路，自己的路自己作主吧。”唯有母亲好像有说不完的话，她嘱咐我要把公家的事儿当事儿干，注意管住自己的坏脾气，该让人处要让人，注意自己个人卫生，像个干部的样子，等等，可以说方方面面都叮咛到了。

时间过得真快，说着说着就到半夜了。爷爷说，明天还要干活，早点休息吧。母亲突然想起还没有给我准备洗脸毛巾。就到爷爷和我住的东边窑洞，打开了我亲爷爷病故后留下的木柜子，取出一个她平时很少打开的印染布包袱。说起亲爷爷，这里有必要特别交代一下，我的亲爷爷年在天津做生意时就病逝了。亲爷爷病逝后，我爷爷的亲弟弟，也就是前边提到的爷爷，即我的堂祖父，他一直把我父亲抚养成人，并与我们一起生活。这个包袱是母亲I年结婚时娘家陪送给她的贵重物品，里面还有她结婚时穿过的中式裙子。母亲来回翻腾好几次，才从里面取出一块白毛巾，准备给我做洗脸毛巾。因为老家那时基本上是全家共用一条毛巾，没有个人单独毛巾。这要去公社工作了，不得不给我单独准备一条洗脸毛巾，我才有了人生第一条个人专用毛巾。

虽然这只是一条看起来普普通通的毛巾，对我来说却十分珍贵且不同寻常。平时，我们只是偶尔见母亲拿出来看看，根本舍不得用。它的来历，我们从小就知道。这是母亲结婚时，她的哥哥，我的四舅王百龄送给母亲的礼物，而且是四舅在山西抗日作战中的战利品。

四舅王百龄毕业于同州（即现今大荔县）师范学校，在当时当地属于文化人。抗日战争爆发前，他在国民党的县政府工作。日寇侵占山西后，他受地下共产党人的鼓舞，与他人组织附近村庄多个热血青年，东渡黄河到山西运城的南部地区参加抗战。一次战斗中，他们被敌人围在一座破庙里，大多数战友都英勇牺牲了，舅舅负伤昏迷被埋在战友们身下才得以幸存，后辗转回到家乡。解放后，四舅舍去自己家产，留下尚未出嫁的女儿，又一次东渡黄河，落脚于临猗县靳家营村。后来当过村干部，至今，表姐家中仍保留着当时舅舅的工作笔记。上世纪60年代初，也就是三年困难时期，病魔与贫穷夺去了他的生命。

我对四舅没有多少印象，但他送给我母亲的这个战利品，印象却特别深刻，知道它特别珍贵和难得。毕竟这不是一条普普通通的毛巾，而是一条经过枪林弹雨、炮火硝烟洗礼后的战利品，是四舅在前线英勇杀敌的见证。多少次母亲讲起他哥哥上阵杀敌的英勇事迹时，都特别骄傲和自豪。这次我要到公社工作，母亲把这个礼物转赠于我，意义非同一般。这条毛巾，是舅舅等热血男儿誓死保卫国家留下的精神财富，是母亲对我即将奔赴新工作岗位的谆谆教导。国家比天大，民族无小事。这是一条珍藏和尘封了30多年的毛巾，记得当时我每每用他洗脸擦脸时，都会告诫和激励自己：没有国哪有家，没有每一位公民的无私奉献，何来国与家的安宁。不能只想享受岁月静好，也得个人付出奉献。

如今，40多年过去了，我也从当年的一名公社干部，成长为一位共和国将军。当时走出公社后的我，又走进了西北军营，42年的戎马生涯，我由一名新兵到完成服役任务退休回家，由一名坦克驾驶员到共和国将军，由一名青葱少年到年逾花甲，无论何时何地，这条毛巾一直鼓舞和鞭策着我。

最后一次叮嘱与教导

年，我正担任某坦克团团长，工作任务比较重，肩负着带领团队打翻身仗的重任。中心任务得推进，管理教育不能松，翻修营房得加快，关键是正在热火朝天地备战军区组织的建制坦克连比武竞赛。我那时大多数时间都泡在基层、蹲在连队。有时还要到公里外即将参加比武的坦克连检查指导。就在此时，家中接连发来多封电报，说是母亲病危。我一推再推，直到又来最后一封电报，我不得不与爱人回老家看望。因为我对家人早有交代，我事情多、担子重，不到关键时刻不要给我说。现在这接二连三的电报，说明一定是母亲病情出现了重大变故。

母亲是7年前查出来的癌症，由于农村医疗条件较差及家庭生活不宽余，本该早早发现的病情直医院检查，医院复查确诊。家属当时在县城工作，她只能利用自己仅有的探亲假期，到西安伺候婆婆。经过近一年的治疗后，母亲病情大为好转，不仅生活能够自理，还能料理部分家务。然而，贫困的家庭生活，短缺的经济来源，紧张而繁重的劳作，照顾半身不遂的父亲，操持弟弟婚事，特别是在家里箍窑洞时起早贪黑，母亲又给累倒了，旧病复发。医院时，医院已不再收治。

我和爱人坐了30多个小时的火车与7个小时的汽车，才回到久别的家中，看见睡在土炕上的母亲，不由得潸然泪下。此时母亲已经不能起身，也无法看清我们的面容。听见我与爱人回家的消息，她只能利用听觉从声音中得到些许高兴与满足，从我们的言语和问候中得到一点点心灵的慰藉。当听到我与爱人以及在外工作的孙子们全都回来时，老人家似乎已经知道，自己的日子不多了。老人家流下了苦涩的泪水，发出了无奈的叹息声。看到母亲这个样子，看到她原本消瘦的身体现在只剩下不到70斤，我的心仿佛被重物狠狠地砸着，痛感顿时遍布全身。既为自己这么多年在外工作，没有尽到人子之责而深感惭愧与不安，也为母亲辛劳一生却未能享过半天清福而抱怨天道不公。

当年已经是我出门的第22个年头了，看着眼前病中的母亲，我在想，这还是每次把我送出大门和村外，每次都给我交待注意事项的母亲吗？还是那个早起晚睡，为了全家十几口人操持吃喝的母亲吗？还是那个为了生活，不得不以多度近视与人打交道，到距家乡几十里以外的地方，去贩点核桃，换钱补贴家用的母亲吗？还是那个在县城里卖东西，因为视力原因以至于连我到跟前都看不出来，还问我“要多少核桃”的母亲吗？还是那个思维特别清晰，知晓乡规习俗，村人有事就问，经常给东家想办法，西家出主意，村人戏称“半个工作组”的母亲吗？还是那个遇事有主见，家庭一年到头的收入支出随口即报，地里产粮和生产队分配，每次磨面品种数量全在心中的母亲吗？还是那个每年大年三十晚上，报账目可以精准到斤两、分毫不差的母亲吗……我越想越难受，越想越觉得对不起可敬可佩的母亲，越想越觉得心里堵得慌，默默地流下了眼泪……

母亲的病情发展很快，肿瘤昨天可能还是一个核桃大，今天就长成了一个馒头那么大。我们一边伺候母亲，医院的专家来家中诊断病情，同时请中医来号脉诊断。实际上就是想了解母亲的身体到底还能撑多久。

第三天晚上，我们兄弟姐妹六人加上三妯娌共9人，来到母亲身边，与她老人家说说话，想听听她对我们最后的叮嘱与教导。快到夜里11点时，母亲提出要给我们说几句话。大家便集中精力听她对后事的交代，听她对自己这一生的回顾；听她对以后要注意与亲戚邻居处理好关系；听她告诫我们一定要把“家诚传福”的祖训传承下去，各个小家庭要相互照顾与支持的希望与要求。尔后，她让我小妹从木柜中取东西，分别交给我们。既有她为尚未结婚的孙子、孙女及外孙、外孙女准备的结婚礼物，也有为她大孙子家即将出生的小孩准备的婴儿用品；既有她从集市上买来的婴儿衣服，也有自己用那一点微弱视力做成的尿布等。我们兄弟姐妹六人，每人一块银元，这是她的娘家人当年给她的结婚礼物，我爱人和三弟媳妇一人一个银手镯，是母亲结婚时所戴之物。同时，告诉我嫂子，因为28年前她订婚时给过她一副银手镯，这回就不再给她了。然后，她还告诉我妹妹在哪个位置取出来现金与存折，先给我哥元钱，作为我哥家建房她未能帮忙和他家人多原因的贴补。孙子辈，不论是家孙还是外孙每人元，算作她给晚辈们的结婚礼金。剩下一点钱，她特地告诉大家，要我拿上留给我的儿子，她孙子结婚时算是她孙子的结婚礼物，也是她因为当时在老家照顾我父亲，没有给我们看小孩的补偿。

本以为母亲已经把后事交代完了，但她坚持让妹妹继续从包袱中找东西，并告知：就在第四层放着。按照母亲清晰而精准的指示，妹妹果然找到了一些东西，看见这些东西，妹妹非常心酸，也不愿意往外取。按照老家风俗，人去世后脸上需要盖块红布，嘴里需要含块铜钱，腿上绑根红绳。母亲要妹妹取的，就是她早为自己就准备好的这几样东西。母亲说：“我怕自己一咽气，你们全乱了。找不到这些东西，把事情搞乱了，让旁人笑话。人家会说这老婆子一辈子清楚，为什么老了没把事情办好。你们是刚刚理事，办不好人家会说你们，连这点事情都办不好。”在这个时候，母亲想的还是我们的为人处事，交代的是怎样把事情办妥帖，示范的是万事预则立。

现在只是感觉那天晚上的时光过得特别快。大家准备换班休息时，母亲突然叫住我，说：“建印，公家的事重要。你是团长，团里出了事，上级要找你。要把公家的事当回事，把自己管好，不要占公家便宜。你说部队正准备比武，你回去吧！我死了有你哥他们办。和人打交道，你以为是平手，就是沾光了。你感到吃亏了，别人才可能感觉是平的。你明天就回去吧！”那一夜，我一宿未合眼。一是要照顾母亲，因为病痛，她每躺三四分钟就得被扶起来坐一会儿。二是母亲的话一直在我胸中激荡，即使家属与姐姐们换下我，我也难以入睡。

第二天早上，我告别了母亲，要回部队去了。因为比武官兵在等待着我，团里任务在催促着我。母亲心里知道这是她与我最后的诀别，但她一句话也没有讲，只是背过身去，看不见也不愿再让我看见她因病变形的脸庞，更不愿让我看见她老泪纵横。我也深深明白，头天晚上母亲的话就是给我此生的最后一声叮嘱。后来家属告诉我，我走后母亲放声大哭，家人谁也劝不住。忠孝难以两全，尽了忠就不可能尽孝，这是她老人家一贯的教导。

带着母亲的最后一声叮嘱，我回到了部队，来到了比武现场。经过官兵们的共同努力，我们团的坦克连夺得了兰州军区建制坦克连比武总分第一，九个单项中的五个第一，成为名符其实的西北坦克第一连。连队荣立集体二等功，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也专门予以宣传报道。

几十年过去了，我也马上就要步入65岁了，母亲对我的教导，时时在我耳边萦绕更会伴我永远：公家的事重要，把公家的事当回事；把自己管住，不要占公家便宜......数十年来，我始终在为母亲给我的这些无价之宝而自豪和奋斗着。

年初稿于海口

3月末修改于西安

作者简介

李建印，陕西人，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入伍，正军职退休，少将军衔，先后在装甲兵指挥学院、国防大学、俄罗斯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军事，中国科学院大学获博士学位。先后任大军区党委常委、部长，师、团长，多次指挥部队完成急难险重任务。